第一，框架结构，玻璃幕墙，预制构件，这些经济实用的东西是现代技术带来的成果，即使没有柯布西耶、密斯·凡·德·罗和格罗皮乌斯，它们也照样会流行。

    第二，欧洲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先锋艺术运动（上海室内设计培训），它和美国的芝加哥学派以及二战后的国际主义，有很大的区别，不能仅仅因为“风格”的近似就混为一谈【北京前些年加盖的“大屋顶”颇类似于后现代的风格，但我们能说那是后现代吗?]。事实上，像格罗皮乌斯这样的老牌现代主义者，就曾明确否认“包豪斯风格”的存在。他说，“包豪斯的目标不是繁衍任何‘风格’，体系或教条，而仅仅是努力促使设计获得新生……并最终引向一种新的生活态度”Iii。格罗皮乌斯那一代人，他们的理想是改造社会，塑造新人，这一乌托邦式的诉求，远比为“设计界”增添一两种新鲜样式更为重要。

    第三，现代主义最受后现代主义垢病的是它的功能主义，以及由此而来的简约主义。功能主义，也即“形式服从功能”【沙利文】;简约主义，以米斯·凡·德·罗“少即是多”的口号最为经典。人们通常以为，功能和形式之间是唯一的决定关系，强调功能主义就等于放弃外观的设计。实际上，功能主义放弃的并不是外观，而是不恰当地点缀或可有可无的装饰。功能主义所选择的外观，其实依然是一种艺术化的外观，这种外观从表面上来看是数理的，其实终归还是和不可量化的审美直觉相联系。


   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批评，尤其是在以讹传讹的过程中，可能会有过激和简单化的成分，不过，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那种多元主义和放任主义，也自有其合理成分。北京有很多现代化的商场和商业街，表面上看起来整齐划一，其繁荣和便利程度反倒不及某些“脏乱差”的老街，最典型者如汉口的商业街。很显然，商业街的灵魂，并不在死的建筑物上，而在活的人和活的传统身上。理性的规划如果不考虑这些自然生长、自由呈现的因素，就难免不能适应人们各方面的需要。后现代主义对杂乱无章的喜爱，有些像政治学中的自由主义的做派，这对于柯布西耶等人所持的那种“精英主义”规划观，无疑会具有某种纠偏的作用。詹克斯把后现代建筑定义为“有些像政治学中的自由主义的做派，这对于柯布西耶等人所持的那种“精英主义”规划观，无疑会具有某种纠偏的作用。詹克斯把后现代建筑定义为“有多种意义的作品”[multivalent work]，它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样，能够海纳百川，包罗万象。“有多种意义的作品”的活力体现在它能“以多种方式塑造我们，面对不同的群体说话，它所面对的对象不是这个或那个精英，而是全部的社会阶层”【’】，从而能够与时俱进，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群中碰撞出新的意义。与此相反，“意义单一的作品”[univalent work]则是封闭的、缺乏活力的，并终究会令人感到压抑。

    此外，与现代主义的高调相比，后现代主义放松的心态也更适应消费时代的生活形态。我们在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宣言中，嗅到的是一股“大跃进”的气息，然而，生产更多的必需品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议题。在今天，街道和城市建筑所具有的商业和文化功能，已大大超过了它们的生产和实用性功能，如何把城市变为一个消费和享乐的中心，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。以北京的老城墙为例，在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的时代，它可能是多余的，可是在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时代（上海计算机培训），它就变成了稀缺的文化资源。在今天，保护古迹和发展经济，至少在理论上不再是相互矛盾的，而这从客观上来说，就为后现代主义拼接古典和现代的主张，提供了一块现实的土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