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说,周天子及所封诸侯,是分别以黄、青、赤、白、黑为征符。所谓“分封”,即“分”别以其方之色土“封”而授之。农业社会,“重土”观念,故属适生观念,由此引申,太社以黄为征,为周天子之符记,其他四色则为周边诸侯国之符。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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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色彩推到这样的高度,便确定了中国色彩观念的大致走向,尽管各时代对某色的具体解悟不尽一致,但思路却无别。于是,各种色无不成了某种观念的载体,人们从玄学、社会学、伦理学的角度去判别色彩,去确定它们的性质、类别,并怀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去注视色彩,直至清末,古人从未用光学、化学的知识和实证方法去研究色彩本身的问题。
先秦时代,虽无色彩专论,但儒、道诸先师在不多的言色之论中却建构了中国色彩学理的体式。后世纷纭多样的色彩论述,莫不本乎先哲之说。
儒、道二家,各趋一途。孔子是社会实践论者,而实践的准则是礼,由此延伸,他以丰L视色、以色明礼,最典型的便是他的“紫朱”之说。道家却走向另一端,老、庄尽力作“形上”之论,他们的返“朴”思想,对唐以后绘画的用色影响很大。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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阴阳、五行说奠定了中国色彩学理的基础,不论是色彩的产生、色彩的分类以及色彩批评,无不在此大限之中。
这个时期的色彩学理,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理论及实践。尽管各时代尚忌之色可能有异,但色彩观念却依然如旧。直到清代中叶,仍以为“五色源于五行”,且仍以刚柔、清浊、雅俗论色。凡此等等都是阴阳、五行说的延伸。
儒学以色明礼,重于规范群众的社会行为,作为代价,便是个人精神难以得到张扬。而道学却以抛弃官能为前提,去获取个体心灵的自由舒张。
自战国末期至汉代,士流逐渐认识到色彩在心理上的巨大价值,于是,竞相以色去演绎各自的学说,虽然学理仍未逾越阴阳、五行,但所涉及的领域却远甚于前代,尤其在史学、医学等方面染濡最深,而对与色彩关系最密切的绘画,反论说稀缺。这至少表明,古人之看待色彩,是站在社会学立场的,而纯审美的意识却相对淡漠。
十分奇怪的是,秦前诸子及其他典籍,大力说“诗”、说“乐”,而对色彩却言之寥寥。到了汉季,情况似乎颠倒了过来……汉代人对色彩的敬畏,简直到了诚惶诚恐的地步!他们对朝代更选这样重大的事,也以色去附会,从理论品质看,时代虽然前进了,观念却反而倒退了。汉人论色,反远逊于孔子一、老子。将社会进程纳人色变的轨道,一方面可以说成是色彩观的强化,但这种观念,却近乎巫史妄言。因此,我们可以反观,孔子、老子诸贤哲治学之严正,而方士之流则不足观耳。